第一，现在改革的方向出现了摇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我认为，其实老百姓并没有反对改革，他们最想解决的是其切身的利益问题。实际上，现在的情绪也反映在经济层面，因为其合理的经济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比如他们的土地被征用了，却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下岗了，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养老和医疗保障等等，这些都是经济诉求，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往往是大规模对自身利益的要求。

　　2004年、2005年讨论的重点在教育、医疗、工薪改革方面，民众从单纯的对自身的经济诉求，上升为要求作为一个公民起码的权利。因此过去四五年的争论有蔓延的趋势。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人们都会要求在教育、医疗方面的基本的权利。

　　第二，在个人的私权得到重视的同时，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一些符号化的人物，这些符号化的人物是很有趣的。比如，第一个符号就是郎咸平。这个符号的出现是因为郎咸平对中国国企的改革做出了贡献吗？也许不是。是因为郎提出了能够使国企改革有效益的、较之目前更好的市场化方案吗？不是。但郎咸平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国企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不公平。

　　郎咸平这个符号代表什么呢？他一呼而起、应者云集的那些簇拥者们，并不太关心国企怎么改这个整体的、开放的、市场化取向的设计，而只关心自身作为工人怎么办，其切身利益是否在国企转型中得到了保障。郎讨论的是前一个问题，但是工人们认为郎可能是他们利益的代表者，所以出现了符号。假如郎咸平做国资委主任，国企改制会更好、更公平吗？他是使得企业更市场化，还是更计划化？实际上，由郎和他的支持者作为一个团体来主持国企改革转型，并不见得比现在走的道路更高明，甚至比现在已经进行的把国企坚决地推向市场的做法更倒退。所以，他是一个符号。而国企工人的权利保障在这些争论里是基本被忽略的，谁也不讨论这个问题，而只是讨论国企当中的腐败问题。

　　另外一个符号是易宪容。他对房地产这儿应该跌50%、那儿跌30%的鲜明呼吁，激发了消费者的情绪，认为房地产开发商都不是好人等，开发商阶层完全被丑化。实际上，在这场争论中，政府得到了一次次的土地出让收入，开发商获得了暴利，消费者即使用不情愿的价格获得了房子，但至少也是获得了房产，并不是最惨的。最惨的群体是谁？是农民，是城市中被拆迁的原住民，他们的土地被征用了！房地产开发增值链条的惟一来源几乎就是土地。

　　我认为，土地的使用权应该做成产权证给老百姓。如果有农民宅基地的产权证，有责任田的使用权证，有集体土地的共有使用权证，削弱或者剥夺各级政府行政征地的任意空间。这样，老百姓想卖给谁就卖给谁，即使政府想买也不行，除非是国家公益项目。如此百姓才有真正的保障，房地产市场才有发展的健康的原点。

　　还有一个符号，在于否定了过去所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所有学者和群体。事实上任何一个群体其实都有好坏优劣，学者中有败类，学者也是生活在俗世当中。丁学良也没有说经济学者应当如何从事经济研究，或参与政府决策、减少错误，提高效率。我认为应当鼓励更多的优秀学者站起来，把不好的经济学者从课堂上赶出去，抢夺他们的讲坛，把他们从学术刊物到大众媒体所有的阵地赶出去，把他们从政府决策部门当中赶出去。由比现在更优秀的学者逐渐占据经济学家这个舞台。所以，也许丁学良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到大陆的大学里，挤掉一个大陆不合格的社会学家在大学中的位置。如果不是这样，其实对于解决经济学家素质不高的问题很难有实质性的作用，所以丁学良也是一个符号。

　　所有的符号加起来，典型的特点就是词不达意，也就是他们所表达的话语表象和实意是分离的。经济学者杨鹏讲了一句话，“符号就像猴戏一样”。听众聚拢来，当时大家很亢奋，以后耍猴的就收钱，没有给大家表演精彩的节目。符号有没有能够推动改革继续朝前走的种种建构性的测试，都从视野当中消失了，因此符号起的作用就是解构性的作用，即拆一栋旧建筑，但是内心没有想建新建筑的基本构想，符号本身的意义是反智的。如果是这样，符号本身又带来一个倾向，由于底层民众呼声非常强烈，就会出现第三个问题。

　　第三，公共决策的问题。这几年我们没有看到经济的或者政治的大决策出现像1980年代那种公开辩论的过程。为什么一项愚蠢的决策，在决策早期没有被制止？在执行过程中没有被制止？或者本来这种决策如果经过广泛讨论是可以采取更折衷的方式进行的，为什么没有对折衷方案进行讨论？或者这个方案是好的，只是公众不理解，为什么不对公众进行清晰的解释？

　　很多人因为公众的教育权受到损害，想了解教育怎么回事，教育收费为什么这么高，然后就怀疑市场化的方向问题。但我认为，教育市场化在中国带来的一定是学费的普遍降低。比如北京中小学招生实际上是不足的。现在把优秀师资集中在几所小学，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不是市重点、区重点的大多数中小学，却把校舍出租出去，教师无所事事。大学更是如此。教育如果能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大学生的学费就不需要那么多。但是在决策过程中，拥有决策权力者需要强化权力的时候，就利用社会的情绪，利用了符号们的语焉不清，比如教育部说，教育怎么能提产业化呢，这不是开玩笑吗？然后教育资源和权力就被进一步集中化、计划化，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进入教育领域的可能性就下降了。

　　但是这些决策为什么不能讲出来呢？告诉民众才是正常的。

　　因此，符号化之后带来的很大问题，就是公共决策的公共性不高。这一问题也许可以用讨论结果的方式来粉饰一下，例如自来水涨一块还是九毛九，而更关键的环节，如自来水是否应该涨价？涨价的定价基础是什么等公共决策的过程却并不为人知晓，这当然会导致听证程序走过场。如果现在的决策透明度不高的格局得不到根本转变，那民众的权利，对公民权利的呼声就会被误导误用。终于有了符号，有了“英雄”，有“英雄”出来代表他们的利益，这时候改革就陷入要么倒退，要么革命。这是极其危险的，几乎回到了改革开放之前的时代。

　　另外一个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多数人的暴政。这是没有底线的，如村民开个群众大会就可以把地主拉出去毙了。现在中国，上层和基层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组织和阶梯，上层的决策必须以限制和削减公权为主，不能改着改着就把公民的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和迁徙等基本权力给削减了。基层也不能动不动就是革命，中国历史上你斗我杀的血雨腥风的记忆还不够深重吗？所以，我的话概括起来就是，基层要的是不能借改革的名义剥夺和侵害他们的经济利益、公民权利；符号们不能对种种令人困惑，存在着诸多弊端的改革只拆不建；所谓精英们如果不能坚持开放，坚持市场化取向，那无论他的话语多么煽动人，都仅仅是媚众的“伪精英”。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