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晓蕾：人民币被“低估”的理由站得住吗
在人民币是否被低估了这个问题尚未讨论清楚之前，就来谈现在升值还是将来升值，小幅渐进升值还是一次性大幅升值，不在压力下升值，要由中国主导升值等问题，恐怕都欠妥当。而从经济学理论上看，因为前提被忽略，人民币被低估的结论，有太多的偏颇和误判。无论如何，应先理顺内部的价格体制，然后再来确定汇率的价格。
美国施压人民币的理由是，人民币低估并带来一系列全球贸易的扭曲。而中方则有部分观点认为，中国应升值，但是不能在压力下升值。也有观点认为，人民币从长期来看有升值趋势。但是笔者认为，在人民币是否被低估了这个问题尚未讨论清楚之前，就来谈现在升值还是将来升值，小幅渐进升值还是一次性大幅升值，不在压力下升值，要由中国主导升值等问题，恐怕都欠妥当。而对人民币币值，国内外有很多的计算和分析判断，我想对部分结论提一些问题，供大家参考。
首先，所谓“顺差大，则汇率低估”。这是国际贸易中的一个理论性结论。在美国有关人民币汇率的听证会上，四位经济学家中有三位没有提出具体人民币低估的计算，但他们也认为人民币低估了，不排除美国贸易逆差是他们判断的重要根据。像数学定理一样，经济学的结论，也都有前提假设�！八巢畲笥肴嗣癖一懵省钡慕崧塾搿八巢畲笥胍话慊懵省苯崧凼遣煌摹Ｗ钪档锰岢龅奈侍馐�，第一，中国的顺差是全球化大趋势下，制造业全球性大转移下形成的，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堪称“规模之最”的转移；第二，中国这样一个具有超大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国家，具有几乎吸纳半个世界的正在全球转移的制造业的能力，而中国仍然是低端产品出口占主导地位。第三，恰在此时，美元本位必然导致的虚拟经济膨胀，使得超前消费的失衡的发展方式也达到“极端过度”的程度，制造了吸纳全球出口扩张的巨大的消费市场。在这个“史无前例”大背景和大环境下，简单套用在完全不同的假设与完全不同的形成机制下的“顺差大则汇率低估”的结论，不是很偏颇么？
其次，所谓“劳动生产率提高，汇率应升值”。这也是经济学的结论，但前提是，劳动生产率提升，如果所有的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要素成本，资源成本，环境成本，社会成本等等，都随着得相应调整。
在中国，劳动力成本近期才开始有所上升。也就是劳动力比较优势近期才有了结构性的变化。而且，由于中国的要素价格机制，资源价格机制，还有企业的其他社会成本，一直存在扭曲。应该承认，这些扭曲的机制对出口产品的价格有影响。如果把汇率看成出口产品定价标准，按照一般定价的原则，应先算成本，再定价格。所以，没有理顺国内的成本，就提升汇率，汇率作为价格可能是一个新的扭曲。理顺要素价格体制以后，人民币汇率被高估都有可能。现在美国，欧洲许多商品比国内的同类商品便宜，已是很多人的经历。
所以，无论如何，只有先理顺内部的价格体制，再确定汇率的价格，否则，内部改革的空间就没有了。这对中国的工人和企业都不公平，也不符合定价的基本原则。
有人提出用升值来逼中国企业调整结构。笔者认为，用理顺价格机制的改革来逼企业调整，可能更合理。
第三，所谓“模型计算结果证明，人民币低估”。模型和量化结果，在很长时间以来已成评估经济学学术论文的第一重要标准。但是作为升值政策的决策“依据”，作为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的“依据”，就很难说有多少道理了。
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彼德森咨询公司的Freg先生是唯一做了计算的经济学家。他的结论是人民币被低估40%。另一篇由两位美国教授与一位日本研究员合作的论文的结论是，用2006年的数据得到的人民币汇率低估的结论是统计不显著；用2008年的数据计算人民币汇率低估10%；但没有任何结论说明人民币汇率与美国逆差有任何关系。如果加入“序列相关”，计量结果显示统计不显著。统计不显著，就是没有通过统计检验的标准。
笔者在此不想做“对”与“错”的评判，其实也没有对错的问题。关键是，不同模型有不同的假设，有不同的数据处理方式，得出不同的计算结果。所以不论是什么“大家”，“大师”，“大学者”，还是全球权威机构的模型结果，只能作为政策决策的参考而不应成为决策依据。彼德森咨询机构的40%的结果，当然也不能成为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的依据。
实际上，有研究人员整理了讨论均衡汇率计算的论文，发现有上千篇论文在讨论这个问题，结论是没有合适的方式准确计算均衡汇率。
第四，研究方式也会产生误导。比如，最近克鲁格曼教授的计算，假设人民币低估后，中国在资源利用，通胀，经常项目所遭遇的很多问题，并对国际社会造成负面影响。不错，中国存在要素价格不合理问题，有必要加大改革力度，但却不是因为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的，这个因果关系不成立。如果理顺这些机制，人民币汇率未必是低估。
另外，什么样的汇率机制最优，也是没有定论的。没有任何理论证明自由浮动的汇率是最好的。好多年来，香港总是被列为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而香港到现在还是货币局制度。能说香港是汇率操纵妈？汇率制度一定要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相匹配。泰国当年的危机，就是因为国内经济和金融体制并没有与“金融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相匹配。
也有观点在讨论所谓同时在美国升值压力下升值的“日本模式”和“德国模式”。笔者要说，现在不是讨论应按照哪种模式升值的时候。不论是失败的日本模式还是成功的德国模式，都不是中国现在的选择。因为日、德当年都已位居“发达国家”之列，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中国今天人均约3000美元，7.2亿的农民人均收入刚刚超过5000人民币。我们要有自知之明，需要给7.2亿农民的发展留下空间。我们自己不能继续城乡“剪刀差”的发展思路。
至于人民币长期应升值的讨论，也是有很强的假设条件的，即中国经济能在现有条件下持续增长。但是包括能源，低碳，环境等在内的环境约束，已有了很大不同，因此，在一切条件不变假设下的计算结果，也就无法成为一种必然的结论了。(作者系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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