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守儿童不应有新生代 男孩大年初一夜上吊
- 滕朝阳
当四周还弥漫着虎年春节的喜庆气氛，谈论悲剧性事件似乎很不合时宜。但我还是忍不住，不仅是因为这一事件带给我无法抑制的伤感，也由于这一事件的成因尚未被充分揭示让我不安。
农历大年初一的夜晚，是万家团聚充满温馨的时刻。然而，在重庆云阳县江口镇，却有一名11岁的男孩上吊自杀。这当然是一出人间悲剧，悲剧的起因看上去似乎很简单。这个名叫吴强的男孩痴迷于网络游戏，三天两头往网吧跑。大年初一上午，他已去过一趟网吧，下午又向奶奶谎称和同学去“溜冰”，结果被爷爷在另一家网吧里找到。当晚，他用一根尼龙绳吊死在床头。
11岁的小孩竟然懂得上吊的方式，并以之成功地实施了自杀，这一事实已足够令人震惊，值得社会工作者好好研究。但更应当深思的是，年纪小小的吴强为什么选择轻生？是一时糊涂，还是真的对现实世界没有丝毫留恋之情？然而，想象力再丰富的人，恐怕也难以洞悉吴强弃世时的心境，人们只能从外部去推想。
有人归咎于镇上的“黑网吧”。一些无良网吧为了赚钱，置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于不顾，法律、道德亦视之蔑如，不但不阻止未成年人上网，反而千方百计地诱惑他们，不知使多少未成年人深受其害，又使多少家长苦不堪言。心理专家则建议加强未成年人的“挫折教育”。在老师眼里，吴强成绩优秀、阳光开朗，是一个好学生。虽说现今的孩子都有点爱上网，但曾为上网与爷爷发生多次冲突的好学生吴强，在遭受被抓“现行”、谎言被揭穿以及严厉批评的挫折之后，可能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冲击，以至于摧毁了脆弱的生命。这些对吴强自杀的成因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我以为他的死，在根本上乃是由于长期缺少父母关爱的结果。他是一名典型的留守儿童。问题更在于，有这种相同身份特征、面临相似成长境遇的小孩，如今还有多少，以后还会有多少？
吴强的爷爷说，吴强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自4岁起，吴强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至今。由此可知，吴强长期缺乏父母之爱是一个基本事实，甚至在他走上绝路的那天，人们也没有从报道中看到他父母的影子。据此不难判定，吴强是在一个家庭生活长期存在缺陷的环境中长大的。不能说爷爷辈的人不爱自己的孙子辈，但此种隔代的亲情与教育存在诸多问题，早已是教育专家反复申论过的常识。而现在很多的农村留守儿童，却正是在如此惊人相似的环境中度过他们的童年乃至少年时代。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爱有着绝对的不可替代性。从这个角度看，吴强的死虽可能和爷爷的管教方式有关，却不宜对老人加以苛责，而应当追问他的父母是否尽到了应尽的养育之责。高尔基曾经说，单单是爱孩子们，母鸡也会这样做；可是，要善于教养他们，却是一件伟大的事业。若询问留守儿童的父母，他们肯定不会否认自己对孩子的爱；他们可能还会强调，自己之所以背井离乡进城务工，吃尽千般苦，受尽万般气，也正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对孩子的爱。我不认为他们对孩子的爱以及谈论爱孩子时的动人表达有丝毫矫情，但征之于现实，这样的爱总不免给人以抽象之感。不必说教养孩子需要高尔基所说的必须具备“相当的才能”和“广博的知识”，假如连与孩子共同生活的基本前提都不具备，又侈谈什么教养？我甚至相信，对那些常年见不到父母的留守儿童来说，曾经来自父母的一句骂、一顿揍，都可能是一种幸福而辛酸的回忆。
据称，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近1亿人，在农民工外出打工者总量中约占60%，而所谓“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80后和90后的农村劳动力。由此我想到的是，有新生代农民工，会不会有新生代留守儿童？推算起来，像吴强这么大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很可能就是新生代农民工，而他们也很可能就是新生代留守儿童。我举双手赞成国家采取有力措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但以为相关解决方案应当有整体思路和战略眼光。在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中，农民工之新陈代谢或许难以避免，但留守儿童决不能任其一代代新生。如果从前的留守儿童成了今天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孩子又成为新一代的留守儿童，则给社会造成的伤害就难以想象也难以估量。
因此，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一个极其重要的着力点，乃是帮助他们的孩子去留守化。要做到这一点，在国家和地方政府层面，自应加快实现进城打工子弟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至少应当保障他们有学可上、也上得起学。更重要的是，由此为农民工和他们的孩子造就一个能够共同生活的平台。而为人父母者，虽总不免于劳碌困顿，也应在梦想与现实、工作与家庭之间力求达致基本平衡。和孩子共同生活、共同成长，使孩子免于父母之爱的匮乏，不仅是孩子天然的权利，更是父母无可逃避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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