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8号，我国发射“东方红二号”通讯卫星，卫星发射升空后温度却出现异常，如果不及时处理，卫星就会报废。又是孙家栋果断做出决定，打破常规让卫星立即再调整五度。

　　王志：温度出现异常，那又是你做决定？

　　孙家栋：是由于当时我们设计不周到，也是第一次搞这个卫星，这个太阳能电池供电过量，使得电池充满了还不断地往里充电，它就要变成一个温度升高，在这种情况下，惟一的一个办法，就是使得电池板对着太阳不要那么直射，把它角度调整一下，那么这是必然的结果，根据这样情况，大家都是反应得很快。当然作为我在现场来讲，是最后决策的，对技术的决策人，根据大家的建议，很快地做出这样的决策。

　　王志：这种决定都是瞬间做出的，这时候你们的心理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孙家栋：那阵可以说是，心情不会想到别的事了，而是当时在那种紧急情况下，所有技术人员都是思想集中到了一点，一个，为什么这个温度突然间升得这么快，第二，一切都想不清楚什么道理的时候，就是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温度升高，把它制止下来，就好像一个非常危难的病人，刚一到了医院的急诊室，你首先就是要把他病情怎么样先把他稳固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靠了很多我们这支技术队伍，大家对自己业务比较熟练，很快就反应过来。

　　1999年，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孙家栋获得了“两弹一星”的荣誉勋章，这一年他70岁。2000年11月，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航天》白皮书，明确提出开展以月球探测为主的深空探测研究。2004年1月，国务院批准绕月探测一期工程立项，并正式命名为“嫦娥工程”，而孙家栋则受邀担任这一重大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

　　王志：当你接手探月工程，担任总设计师的时候，你已经74岁了。

　　孙家栋：对，差不多，正式立项的时候74岁。

　　王志：没有考虑年龄的问题。

　　孙家栋：因为国家给的任务嘛，委托我办这件事情，我就去办去吧。

　　王志：考虑过退休吗？

　　孙家栋：恐怕也应当退休了，不是考虑不考虑的问题，但是从心情来讲，自己还是热爱航天事业的，毕竟已经干了一辈子这样的情况。

　　王志：那74岁担任一个总设计师来说，是不是意味着没有更年轻的人可以接着上来。

　　孙家栋：我认为不能这样说，假设你要问我的话，我认为假设当时从比较相对年轻的同志来找人的话，会比我工作做得更好，但是为什么当时就领导委托我来办呢，我自己认为航天工程它是有连续性，它是有2004年正式立项安排的，那么严格来讲，几年以前就已经开始酝酿做很多立项的一些准备工作，假设再往前说一点，比如说像欧阳先生他们，已经在更长的时间就来探讨，好比到月球，从科学角度来讲，应当探讨一些什么项目，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像我们这些人，都在2004年以前，多少年以前都已经逐步地开始介入到这个项目来，来支撑、研究、制订、立项这个工作，到了2004年立项以后，那么领导可能也考虑到工作的连续性，有一些人已经做了这么长一段工作，那么委托他来办，虽然体力、能力已经开始稍稍已经开始弱了一点，但是他对过去的过程情况比较还了解一些，这样使得工作整个延续下来能更好一些。

　　中国探月工程首次设立了由总指挥栾恩杰、总设计师孙家栋和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组成的核心团队，他们三个人的平均年龄是72岁，因此也有人把他们亲切地称作是中国探月工程的三个老头。

　　王志：你们的分工分别是什么，怎么合作？

　　孙家栋：栾总是总指挥嘛，领导我们来搞这样的工作，我就是个做一些整个工程的管理工作，欧阳先生作为首席科学家，他是提出来这个工程将来要给他解决一些什么问题，他希望探测一些什么项目，那么根据他提出的一些科学探测的项目，那么有关的单位就安排探测仪器，这个探测仪器探测一些数据能提供给他用，那么这些仪器要装到星上，到星上能正常工作，将来要保证这个下来，能符合他的要求来进行使用吧，就是我们三个人在这方面配合还是很好的。

　　王志：你们俩人说你们是替欧阳老师打工？

　　孙家栋：那当然就是应当工程为科学家服务嘛，来保证完成任务，但嫦娥工程因为第一步，严格来讲还是有这么个特点，就是你不管有没有科学任务来讲，它本身工程有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就是首先我要能去，能办成这件事情，这句话看着是好像老说这句话，很简单，你首先工程技术人员一定得解决这个问题，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不怕你提一个科学任务，提十个科学任务，没这个手段，你发射不上去是不是，是这样的情况。

　　王志：那作为工程技术人员，会不会有一种失落，最后为他人做了嫁衣裳这种感觉。

　　孙家栋：我感觉到应该引以自豪，是我们中国的航天事业给我们中国科学家创造这么有力的手段，假设我们科学家用这些数据，能发现研究出来新的内容，在世界科学界的水平上拿出更高的成果，我认为作为我们工程技术人员来讲，应该引以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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