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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虐囚门”提出这样一个关键问题：这群所谓的“文明人”为什么会以如此野蛮的手法来对待他们眼中的“野蛮人”？在美国的思想界中，通过寻找“虐囚门”的哲学依据，我们不难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

　　在这里需要先解释一下以文明和野蛮的两分法对美国大兵与伊拉克战俘的虐待与被虐待关系进行哲学化描述的理由。亨廷顿曾讲：“只有当我们(指作为整体的西方)知道我们反对谁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不是谁；只有当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谁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谁”。英国学者马克·索尔特(Mark B.Salter)在《国际关系中的野蛮与文明》一书中对此分析认为，亨廷顿是以“西方与其他”的两分法来看待这个世界，“他用野蛮成见定势来描述‘其他’文明，认为其他文明是非理性，原教旨主义和倾向于暴力的”，如果按照对西方威胁程度排列，伊斯兰文明居“‘其他’文明”之首。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对后冷战的西方思想界影响广泛，尤其在“9·11”事件发生之后——西方尤其是美国思想界逐渐放弃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福山“历史终结”式的乐观情绪，“民主国家应如何对付那些敌视西方价值观的人”成为最有价值的话题。

　　为什么美国大兵的手段如此野蛮？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对这个问题不能提供充分的解释，但李·哈里斯(Lee Harris)的理论可以弥补这一点，他将文明冲突论向前推进了一步。

　　《文明及其敌人：历史的下一进程》一书的作者李·哈里斯被许多人称为“9·11的哲学家”，为了回答“后‘9·11’时代美国如何打一场文明战争”的问题，他在该书中界定了下一代的冲突形式：文明世界和国际恐怖分子之间的战争。他认为，在这场新的战争中，恐怖分子完全不用西方的范畴进行思考，也拒绝遵守任何一种西方国家的准则，这是数百年以来从没有发生过的，因此，西方应该顺应时势，接受新的思想观念，应摈弃那种所谓宽容才是民主国家最大的美德、只要退让就能使敌人接受其价值观的神话，而回到故往的以实力为基础的强硬手段，对敌人以牙还牙，毫不留情地给予打击。哈里斯警告西方国家的公众，尤其是那些持自由主义信念的左派知识分子，不要一厢情愿地将本·拉丹的“基地”组织、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看成是正常的政治组织和政权而对之彬彬有礼，哈里斯反问他的读者：恐怖主义敌人对我们的仇恨完全是没有来由的，对这种仇恨能用理性的方法解决吗？

　　据美国《华盛顿观察》杂志介绍，哈里斯的思想是“9·11”后相当一部分美国人情绪的反映。李·哈里斯曾就这些观点发表系列文章，据说曾引起美国舆论的极大共鸣。当阿布格里卜监狱美国军人虐俘的惨境给我们感官留下的深刻印象尚未从记忆中消退的时候，一旦想起哈里斯那句“恐怖主义敌人对我们的仇恨完全是没有来由的，对这种仇恨能用理性的方法解决吗？”，不禁让人有一种脊背发凉的感觉。

　　为什么虐俘手段的性意味如此浓厚？

　　《阿拉伯精神》是一本探讨阿拉伯文化的著作，作者拉斐尔·巴泰(Raphael Patai)是一位匈牙利裔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该书话题可谓无所不包，小到抚养子女，大到面对西方化，涉及阿拉伯文化的方方面面。仅就阿拉伯人与性的关系，书中专门开辟一章。他在该章节中写到，“男女保持距离，妇女的面纱……和其他所有细微的约束男女接触的规则，使得性在阿拉伯世界占据着一种首要的精神位置”，他指出，在阿拉伯世界，性是从不允许公开表达的，它们是很私秘的事情。

　　该书被美国人公认为了解阿拉伯文化的经典著作，自上个世纪70年代首次出版以来，80年代、90年代、本世纪初不断再版。说这本书影响了美国几代人也许并不为过，许多美国人在网上评论这本书时都会提到“第一次接触它是我在大学时”、“20年前我读过它”……最近这部书作为“新保守主义的圣经”被美国公共媒介再次提及。

　　《纽约客》杂志记者西摩·赫什(Seymour M. Hersh)——因多篇“虐囚门”独家报道最近再次声名大噪——指出，“阿拉伯人对性羞辱特别敏感”这一点，“华盛顿的保守主义者”早在伊战开始之前就已经意识到并打算利用，而《阿拉伯精神》一书被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看作是了解阿拉伯人的“圣经”，该书提示给他们的重要一点就是“害羞是阿拉伯人的最大弱点”。

　　有趣的是，对于美国新保守主义精英深入发掘此书洞察力的行为，普通读者并不以为然，一位自称在阿拉伯国家生活多年的美国网民表示，书中所描述的阿拉伯世界与他实际看到的相差甚远，这是因为保陶伊总是以某一个阿拉伯国家的现象来概括整个阿拉伯世界，“真难以置信美国政府会用这本书作为对付阿拉伯人的指南”。假想这位老兄要是知道中国“盲人摸象”的故事，可能就不会那么困惑了吧！对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精英来讲，重要的不是对方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那是留给学者们探讨的问题)，而是哪些可以用来有效地对付“敌人”。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