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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势企业家与政府在企业收益分配权问题上的冲突，往往是导致这些企业家黯然去职的实际原因

　　本刊评论员/秋风

　　在64岁的赵新先、62岁的王之分别被国资委免去三九集团与长城集团的所有职务后，倪润峰也再次以年龄为由被免去长虹的所有职务。

　　当然，没有人相信年龄是真正的理由。60岁，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正是其企业家能力的鼎盛期。事实上，这几年，长虹的业绩并不算差。

　　根据目前透露出来的信息，导致倪润峰离职的真正原因，可能是以倪润峰为首的管理层，与国有大股东、也即当地政府在长虹产权改制方面产生了分歧，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是缘于强势企业家与政府在企业收益分配权问题上的冲突。

　　仔细算来，在倪之前，已经有好几位跟他同样出名的企业家，因为同样的理由而黯然离去，甚至身败名裂：比如云南红塔的褚时健，广东健力宝的李经纬，三九医药的赵新先等。他们的退场，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样的企业无一例外缺乏一个原始性的市场合约

　　这种类型的企业家，或许是转型时代的中国所特有的。他们所经营的企业，开始根本就不起眼，跟大多数国有企业一样平庸。如果换成别的人来经营，可能早就垮了。但是，他们却具有企业家天赋，而且运气也不错。于是，他们把一家不起眼的企业经营得有声有色，迅速地做大、做强。企业的利润急剧膨胀，企业家成了英雄。

　　然而，这些企业特殊的产权结构决定了，这样的企业无一例外缺乏一个原始性的市场合约，也就是，没有把丑话说在前头。

　　因而，整个企业的收益权安排，就是一笔糊涂账，必然引发冲突。

　　归根到底，企业是由一组合约组成的。投资者投资多少钱，聘请谁当经理、招聘哪些员工和工人，经理可以得到多少收益，员工可以享受什么样的工资、福利，事先都用合同明确地约定，所有这些原始性的合约组合到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企业。每个人的权利、收益、利益、责任，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需要付出什么，能够得到什么。觉得满意就可以干，觉得不满意可以走人。

　　然而，国有企业大都缺乏这样的原始性合约——股东所聘请的经理人究竟可以享受多少收益、利益，事先根本没有明确规定。早期缺乏期权方面的安排，正是一些强势企业家走向失落的陷阱。

　　国企老板不能把自己想象成比尔·盖茨或韦尔奇？

　　在企业跟大多数国有企业一样平庸的时候，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因为企业本来就没有多少利润，也没有前景，但是，当企业突然被一个机灵的管理者做大之后，问题就来了：国家当初只有几十万、几百万的投资，现在，企业的总资产达到了几十亿，每年的利润也达到了几个亿，这些收益如何分配？

　　强势企业家当然觉得，如果没有他，企业早就垮了，因此，他应当分得一部分收益。但政府却不这么看。

　　政府会想，原始投资是国有的，政府也为你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方便，包括信贷、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而且，你尽管成了名，仍然是国家干部，你就应当服从政府的安排，而不能把自己想象成比尔·盖茨或韦尔奇。

　　这两种心态，都有经济学理论的支持。一种理论强调，企业家精神是市场的驱动力量，正是企业家发现、捕捉和利用利润机会的能力，推动了新产品开发与销售、技术进步、企业组织改进等等。因此，企业家应当分享利润。而另一种理论则相信，利润来自资本投入，是资本雇佣劳动，其中也包括管理层。因此，收益的分配权应当由投资人控制，企业家不过是配角而已。

　　利益的冲突就此展开。

　　政府并不反对改制，问题仅仅在于，谁来主导改制？

　　政府当然也逐渐明白了企业家能力对企业发展的决定性意义，因此，也可以同意大幅度增加其薪水，比如绵阳市就曾出台《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期股激励试行办法》，根据这一《办法》，国企领导人的薪水有所提高，倪润峰的年薪据此被提高到120万元左右。

　　不过，这仍然不能让强势企业家满意。因为他们认为这跟他们的贡献相差太远。因此，企业家热衷的是改制。

　　早在1999年，长虹就开始制定民营化计划，核心便是国有股减持，目标是逐步使长虹旗下的上市公司成为国有股所占比例不超过20%的股权多元化的公众公司。2002年倪润峰曾透露，他多次与政府部门沟通过，使长虹逐渐成为民营企业。

　　这是很多强势企业家的共同兴趣。比如，整个90年代，“股份制改造”几乎是健力宝的一个主题词，李经纬本人一直在积极寻求改制。三九医药的赵新先在过去十几年间也一直在计划进行产权改革。但一直到他离开三九集团，这个问题还是悬而未决。

　　事实上，对于这样的改制计划，政府方面其实并不反对，三水市政府就一直致力于推动健力宝的改制。甚至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直接管理的特大型国有企业，大部分未来也将走上改制之路。问题仅仅在于，谁来主导改制？

　　或者换一个说法，核心的问题在于，在改制过程中，那些自认为对企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强势企业家，将获得多少收益？冲突源于改制控制权之争。

　　在这类由强人控制的国有企业的改制计划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都是管理层对公司国有股的购买(MBO)或者管理层的期权安排。而引入投资者，如三九医药之引入印尼力宝集团、长虹之引入微软，是这些企业家寻求固定自己收益权的最佳契机，因为，外部投资者一般都希望以MBO方案架构一个比较合理的企业治理结构。

　　但是，由谁来主导，结局将会大不一样。

　　如果由强势企业家主导这种产权改造过程，则他们会力争与外来投资人在MBO以及产业方面达成一致，然后迫使政府以较低的价格转让国有股权；相反，如果由政府主导，则首先考虑的是将国有股卖个好价钱，然后才会考虑管理层的利益。

　　事实上，当年李经纬看中的一个改制方案是：李经纬与高管持股75%，其中三水政府再给李5%的股权奖励，经营层自筹资金购买股份。

　　这样的安排，不管是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政府显然都无法接受。当然，在由此引发的冲突中，失败者只能是强势企业家。

　　他们的时代将要结束

　　惟一成功的个案是TCL的李东生。李东生说服地方政府，在企业发展的半截，构造了一组原始性合约，从而厘清了政府国有股与企业经理层的收益安排。

　　早在1997年，在李东生主导下，TCL与惠州市人民政府签署了为期5年的放权经营协议。

　　按照协议规定，TCL到1996年的3亿元资产全部划归惠州市政府所有，此后每年的净资产回报率不得低于10%；如果增长10%～25%，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15%；增长25%～40%，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30%；增长40%以上，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45%；超出部分奖励给管理层，这是TCL后来进行MBO的主要资金来源。

　　2004年1月30日，TCL集团实现整体上市，李东生拥有TCL集团的1.445亿股股份，身家一举超越10亿元。

　　对李东生，倪润峰们只有羡慕的份儿，而年龄更使他们在与政府的抗衡中底气不足。因此，可以预计，他们的时代将要结束。

　　他们的离去，或者可以为根本的问题找到出路——强势企业家之后的一代管理层，普遍地缺乏英雄气质，因此，他们不大会直接与政府冲突，这倒为解决产权问题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因为政府担心的不是改制本身，而是由一个强悍的企业家主导的产权改革方案。

　　倪润峰刚刚下台，据传长虹与微软的合作就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报道称，政府可能会赠送倪一定股份，尽管这最多只能算是鼓励奖，但能够全身而退、并且能够为企业改制打通出路，他也许该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