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忠德：我这个人，不“左”也不“右”，我就按事物的规律办事。

　　记者：你如何看待别人骂你？

　　刘忠德：第一不怕，第二还是不怕。前阵去澳门，还有一份右派杂志登了我的照片，有人开玩笑说，人家骂你“左” 呢，我一看，发现里面什么内容都没有，瞎说一通。

　　另一方面，他坦承，在中国，宣传部长、文化部长是所有部委官员中最难当的。

　　记者：您当了6年的文化部长，还担任过中宣部副部长，曾经管理过意识形态工作，对这个工作怎么评价？

　　刘忠德：中国的中宣部部长、文化部部长，像人们说的，和美国的国防部部长，原苏联的农业部长一样，是各部门中最难当的官员。因为他涉及到要用什么样的精神引导工作，国家能不能保持稳定，意识形态工作做得怎么样非常重要。意识形态工作还涉及到国家的性质，国家要是变颜色，肯定是这个领域出问题，不是经济出问题。

　　记者：您当文化部部长时有些什么原则？

　　刘忠德：你必须带着问题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当文化部部长，必须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学习，来回答现实的问题，我刚上任时一般一个艺术门类要用一个星期去研究。文化圈很难对付，有人说宁带千军万马，不带八百杂耍。别说搞文化的倚老卖老，以专家自居，就是司局长们，你要让人家服气，只有学习。

　　刚上任时，刘忠德对每个艺术门类都花上七天时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听看各种资料，并进行思考。

　　这些系列的思考学习决定了他任文化部长6年间的相关文化政策取向。比如，对音乐，提倡民族的和高雅的，不反对通俗的，通俗的要加以正确引导，有限度地发展轻金属、轻摇滚音乐，反对重金属，反对无调性音乐。

　　记者：怎么理解主旋律？

　　刘忠德：主旋律是包罗万象的，可以用各式各样的形式，只要是对社会有益的都是主旋律。

　　记者：你的前任中很多是作家，如贺敬之、王蒙，而你不是，你怎么看？

　　刘忠德：我们要宽容对待别人，像我的前任后任，不能说后任骂前任，或者前任要求后任一定按照自己的模式去做，我只是文化部领导接力赛中的一棒，只要自己尽心就行，别人怎么跑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去干预。另外，在管理工作上，很难说，谁就是内行，谁就是外行。

　　“国家大剧院这事，我提过四点意见”

　　从个人经历到国家文化大事，刘忠德几乎没有保留地悉数道来。在他任内，国家大剧院的上马是一件大事。

　　记者：您本人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业建筑和民用建筑专业毕业的，对国家大剧院的总体设计有何看法？

　　刘忠德：我现在还是国家大剧院领导小组的成员，但从开始到现在，我一次会议都没参加。我想，领导小组里就我学过点建筑，参与设计讨论的建筑专家不是我的老师就是同学，我去了不好。后来老是有人问我，你自己是学建筑的，怎么把大剧院搞成那样，这个黑锅我一直背着。

　　记者：国家大剧院上马经历了怎样的决策过程？

　　刘忠德：大剧院开工建设之前，周总理争取了38年。我刚到文化部时，就开始弄这事。当时全国人大想在这块地上建人大常委会，后来没成。到了1997年底，国家大剧院立了项。我去欧洲考察，回来之后我看到四条意见：第一，由北京市设计单位设计；第二，由北京市的施工单位施工；第三，作为国庆50周年的献礼；第四，建成后归北京市管。

　　这四条，我一条都不同意。第一，像这种国家大项目，要采用国际招标，国际招标倒不一定由外国人来做，而是便于掌握行情；第二，国家大剧院是国家级的，它的施工必须向全国招标；第三，像这样一个工程，建成起码要花5到7年，没法赶在国庆50周年之前建成；第四，我建议建成后由文化部管。

　　后来的事，刘忠德说，自己就不管了。

　　出任国际儒学院院长是归宿？

　　可以说，刘忠德的大半生在和文化打交道，他还是许多民间组织的负责人，在这些头衔中，国际儒学联合会常务副主席的称呼，引人注目。

　　因为儒联的关系，他又多了一个头衔，受聘出任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院长。

　　记者：您又要和孔夫子“打交道了”，而以前孔夫子的地位可不像现在这样高。

　　刘忠德：现在咱们国家和民族能正确对待自己的文化和文化遗产是不容易的。

　　记者：有人提出，儒家学说的地位要得到提升，应该作为指导思想，您怎么看？

　　刘忠德：儒学界里，确实有人这么说过，但这是不行的。我们当今的社会虽然文化内容是多元的，但文化指导思想只能是一元的，只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做这个工作政治性很强，要把握住正确的方向。我们过去可能认为一些传统文化是糟粕，今天可能恰恰是精华，儒学中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

　　至于出任儒学院院长是否是归宿，刘认为不是。

　　刘忠德：只要我还能工作，就要做我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朝自己所认为的正确文化方向上努力。

　　这段时间，他和夫人牛静共同创作的中国剧《天鹅湖》正在紧张的排练，“8月23日公演，以后还要到日本去演” 。

　　刘忠德：有的人说，年轻人是垮掉的一代，我说中国年轻一代是充满希望的。他们思维敏捷，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强。当然也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最可怕的问题是年轻人在灵魂深处对传统文化的疏远，当然问题不在年轻人自己身上。我现在正在做一件事，成立了一个华夏文化振兴基金，让民族艺术向青少年开放。今年暑假在北京的中山音乐堂将有100场音乐会和京剧演出。

　　2006年，华夏文化振兴基金向北京市所有幼儿园捐赠了《党的知识(幼儿版)》万余册。

　　他说，他喜欢年轻人，他们是国家的希望。

　　(摘自南方周末；作者：赵蕾；徐卓君、沈洪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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